绿色访谈：企业、NGO与媒体如何合作共赢

　　【访谈正文】

　　企业、NGO与媒体，三种草根如何相遇相知

　　主持人（冯永锋）：各位搜狐网友大家好，我是《光明日报》记者冯永锋，今天被搜狐特邀过来主持这么一个小的访谈。我们今天谈的话题比较好玩，叫三颗小草如何相遇相知。

　　昨天在中国环保界，有一个算是比较大的事情，就是中国最大的民间环保奖项“阿拉善SEE—TNC生态奖”开始申报。从12月16日开始，到2009年4月22日，是申报和评奖的时期。在2009年4月22日，地球日这一天，第三届SEE-TNC生态就会颁奖。这个奖的提出让大家讨论了很多问题，让我想到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合作共赢，因为这次生态奖的主题叫“合作共赢”，鼓励大家去观察原来几个互相不来往的，很少来往的领域怎么合作共赢。另外一个，就是：大家都是草根，每个人都是一颗草，几颗草的根之间，怎么合作共赢？所以今天我讨论的主题就是“三种草根如何相遇相知”。

　　因为说起来，我们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是真正的草根，是比NGO更早的草根：民间环保组织当然是草根了，像杨欣老师，从最早的探险家到环保主义者，一直都草根；像我们很多媒体，其实也是具有很强的草根性，尤其现在博客出来之后，很多公众已经成了自发的媒体

　　先请美通无线总裁王维嘉介绍一下自己，介绍一下您跟环保NGO这种草根是怎么来往的，您怎么看待这两个类型草根相遇、相知过程的？

　　王维嘉：我们十多位企业家6月份访美的时候，每次访问完了都是我替阿拉善去讲话。我说中国民营经济是30年前开始的，30年前民营经济占GDP的比例是0，现在超过50%，现在中国的NGO有点像30年前的民营经济，30年后，会出现和洛克菲勒、福特可以比的组织，甚至不需要30年。

　　今天正好杨欣在这儿，其实应该说我在中国的环保起源就是从他们“绿色江河”开始的，2002年的时候，当时爱立信首席执行官张醒生组织一批企业家去可可西里，有当时网通的总裁田溯宁，华谊兄弟的王中军，还有新华信的赵明，还有经济观察报的社长张忠，还有我，还有大概几十位媒体吧。我们第一站去了他们“绿色江河”的索南达杰保护站。环保，我原来在美国是了解的，但是对于中国的环保是一点都不知道，接触他们的保护站，才算开始了解到中国民间的环保。当时大家都非常感动，看到在那种地方，我们当时已经完全喘不过气，腿像铅一样走不动，但那些志愿者们，特别热情的给我们介绍杨老师拍的画册，我们一人都买了一些，后来在整个可可西里保护区又看了一些其他地方。张醒生现在已经是TNC（大自然保护协会）亚洲区的总干事长，相当于跨国公司北亚区的总裁，中国归他管。这个机缘或者说缘分真的是挺深的，当时他领我们去，现在像我和王中军都是阿拉善的发起人，后来，王中军出资拍摄了《可可西里》。都是这样一点一点，如果没有当时的相遇，阿拉善可能不会有那么多人，或者是有那么高的激情，这个影响还是挺深的。到今天为止，我们这些朋友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活动，“访问可可西里”仍然是今天被大家列为最值得回忆的，最有意义的一次旅行。一个是第一次去青藏高原，还有整个保护区，所以说有很深的感情，去年杨欣获得了第二届SEE—TNC生态奖的第一名大奖，我们真的很高兴。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的趋势，整个中国的环保意识觉醒，从他们这些先知先觉者到我们这些后知后觉者，慢慢大家都走上这条路，像张醒生的经历特别戏剧化。

　　主持人：中国许多人都知道杨老师，从上世纪八下年代中国最早的长江漂流，大家应该都知道你，这中间您肯定与许多人相遇并相知，您也谈谈怎么跟企业家们相遇的？

　　杨欣：因为中国环境保护起得比较晚，像美国那些国家环境保护历史比较长，日本的环境保护历史也有几十年了，中国是在经济发展以后，慢慢的，说白了一点，人们的经济生活水平高了以后，吃饱了以后才慢慢的更多的关注保护环境，有一个认知的过程，包括最早我们开始保护可可西里的时候我都不能提可可西里，没人知道，也不能提藏羚羊，也没人知道，甚至有人问可可西里是不是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当时我提出的是保护长江的源头，长江的北源楚玛尔河，现在反过来说可可西里、长江源。这种情况下，因为那个地方经济比较落后，而且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一个县的财政收入只有几百万，很困难。索南达杰甚至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这个地方要让外界知道，不死几个人是不可能的。后来我在推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问题，怎么样帮助这个地区，如果我们在这儿建个站就好了，建一个基地，开展工作就比较方便了。治多县太大了，从东到西是700公里，所以想建一个站。于是我们就得发动媒体来帮助我们，用全社会的力量来共同建一个保护站，帮助他们，吸引科学家关注这个区域，至少了解藏羚羊是怎么回事。于是，我们就得吸收一些资源来参与环境保护，那个时候在深圳游说企业的时候，有这么个说法，一些企业家就说，你保护长江源头，长江源头怎么不找上海、武汉这些，怎么跑到珠江流域来？所以很难筹集到钱。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法子，有个人出了一个出书的点子，大家都在出书，你也出书吧，我们帮助你卖，卖的钱用来建在可可西里先建起一个小木屋，至少证明你在做，用你的行动来证明，才有可能取得支持。跟企业的接触也是如此，首先证明你做这个事情的意义，第二你要有能力，才可能获得企业和政府的支持。

　　主持人：可能企业家买的时候，给的钱都超过书的价钱吧？

　　杨欣：有，后来我们那个书卖的比较好，有一本书还卖给环保局的副局长王玉庆，在国家环保总局搞了一个首发式，王玉庆副局长来了就说每年都会接收到很多作者的书，但这本书我不能白要，我要买，他就给了一百块钱，当时我那本书定价是23块钱。自然之友会长梁从诫说，自然之友也准备了1000块钱，买20本书，然后把这些书再卖一次，再把钱捐给你们。当时有人就开玩笑说梁从诫王玉庆一起哄抬物价。于是现场的记者们也都全部买了。这就打开了这样一个局面。本身作为书的话，卖书是一个方面，问题是你在传播，把这些问题传播出来。

　　主持人：你最早是以科学家的状态去可可西里的吧？

　　杨欣：我还不是，我最初是探险，探险长江源，那时候还没听说过可可西里。1993年，我去长江源，那个向导说长江，你们往北继续走，那个地方叫可可西里，真正的无人区，那里面除了土匪就是强盗，如果你们看到他手里拿着枪，你们首先应当打死他。这是当初可可西里给我们这样的印象。后来我们就去了解可可西里，然后帮助可可西里，后来获得了企业和个人的一些捐助。

　　主持人：林谷你好，你现在也是一个环保组织的媒体顾问，此前你是新华社的记者。你等于也是从一个媒体到跟NGO的相遇和相知的过程，您谈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林谷：也不叫不做媒体，我现在还是一个自由撰稿人，1998年我刚开始当记者的时候，那个时候以个人的身份做一个环保志愿者参加一些民间环保组织的活动，当时还是“观鸟、种树、捡垃圾”那个初级阶段，但是我已经感觉到大家的激情。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在重庆的时候，看到一个美丽的古镇因为当地的化工厂污染，连续三年没有一个青壮年征兵是合格的，最兴旺的是棺材店的生意。这个镇有一个人和那个化工厂打官司，他说我即使败诉了，也要一直坚持到最高人民法院，会一直打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我一直不能忘记他的话，我觉得很多中国公民在成为环境污染的受害者以后，他们有一种公民意识的觉醒，所以我觉得无论是从环保还是其他领域可以看到中国人已经从比较煽情的老三样的环保的老的模式，已经到了这是我们的家园，这是我们的权利，我们要去维护自己的权利。后来也是以志愿者的方式参与了关注建坝的问题，包括水坝引起的问题，同时也是以记者的方式来介入。

　　环保问题经常是程序正义的问题，因为现在中国是在飞速发展的时候，很多大型工程必然会对环境造成或多或少的负面影响，但是这个工程究竟上不上马，有没有利益相关方，特别是当地社区，受影响的各个利益群体的充分的公众的参与，把很多事情透明的来进行讨论，科学决策以后得出一个结论，我们再去遵循这些规则。我觉得这种意识是特别值得强调的。我特别欣赏在环保界有一些特别理性的人，他们强调我们不是一味要反对上什么工程，但是我们要求程序的制定，所以这个实际上已经超越环保本身了，他反映在中国民主的进程中我们怎么样坐下来进行理性的谈判，最后双方都有所妥协的情况下拿出一种最接近合理的一种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