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从官方到民间 脱不掉的环保情结

　　从官方到民间：一位环保人的环保情结 0/2 管理 分享标签: 王建 乐水行

　　■本报记者 黄胜利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坝河在北京是条历史很悠久的河道，元代初期，北京人口才40万，元代末期已经是80万，元代很多吃的用的，都得从南方运过来。当时护理这条河的闸工就有8800多人，船户有900多户，每天河上有190艘船运行，有300多辆车来接船上运输的东西。

　　“到了清末以后，城市的道路发展了，这些河的运输功能也随之丧失。之后，坝河就变成了咱们城市的排污河道……”

　　9月8日上午9点40分左右，东直门地铁口旁，参加乐水行活动（环保公益活动，见本报今年4月4日的报道《直面身边的环境污染》）的队员已基本到齐，在队员的要求下，王建开始给队员们介绍此次乐水行的河道——坝河的历史。

　　乐水行活动开展已近半年，热爱、研究环保事业近40年，今年已54岁的王建，一直是该活动的铁杆成员，也是活动的专家顾问。

　　涉足环保

　　说起王建对环境的关注和对环保的热爱，还得说到他的父亲。

　　王建的父亲为北京师范大学环境科学研究所前任所长。在父亲的影响下，王建从小便对环境有了独特的认识。

　　1970年，由于“文革”，17岁的王建初中毕业后没能继续学习，直接进入工厂成为一名普通工人。这一年，偶然的机会，王建开始自学日语，与他同学的还有一个工友，两人关系不错。

　　王父为了调动儿子的学习热情，便让王建试着翻译一部日本环保书籍《水质污染现象及其防治对策》，这是当时世界上最早一部关于环境治理的深度著作。

　　王建和同学日语的好友便一起试着“啃”这部书，两人一翻就是一年多，书最终还是翻译出来了，有80万字之多。这本书的翻译奠定了王建对水环境的系统认识基础。

　　1972年，官厅水库突然死了上万尾鱼，在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有人以为是阶级敌人投毒。后来，在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下，国务院发了三个文件，由万里任组长的官厅水系水源保护领导小组（简称领导小组）迅速成立，该领导小组也是国家成立最早的环保部门。

　　领导小组对官厅水库上游的污染源、入库河系、污水灌溉和库区水质、底泥、水生生物的污染状况，以及污染物与人体的健康对应关系等等，进行了综合调查和实验研究。

　　原国家计委、原国家建委向国务院作出《关于官厅水库污染情况和解决意见的报告》，报告称，“经化验，证明水质已受污染，并有急剧增加的趋势，水库盛产的小白鱼、胖头鱼体内滴滴涕含量每公斤达两毫克�熑毡竟娑ú坏贸�过0．11毫克。今春从水库收购的4万斤鱼，不敢出售。

　　“官厅水库水质恶化是由于水库上游受到沙城、宣化等地工业废水的严重污染。官厅流域污染较重的企业有242个，排放最严重的77个；年排废水1．2亿立方米，约占水库多年来水量的8．3％；其中，年排有毒废水6400万立方米，占总废水量的一半；污染最重的是宣化，其次是大同、张家口市和下花园。”

　　从1973年开始，国家对官厅水库上游的污染企业，按其规模、性质分别确定了相应的治理方案。为此，国家和有关部委拨出专款近3000万元投入官厅治理，对沙城农药厂等所有污染源展开了治污攻坚行动。

　　1974年，王建被借调到该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

　　由于官厅水系上游沿途的企业涉及多个行业，这些行业分属不同的部委管理，于是，领导小组的成员便包含国家13个部委的成员。协调工作涉及面广，专家们称其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当时有三四十个科研单位到官厅水系做调研，王建负责协调工作。

　　“那时年轻，能经常出差，备感新鲜。”王建随这些科研机构到处考察。由于这些科研机构的专家所属领域众多，王建自感当时收获颇多。

　　困厄

　　上个世纪50年代，官厅水库上游的永定河供水量为五十多亿立方米，60年代供水四十多亿立方米，而70年代则下降到十九亿立方米。

　　“自然界供水是比较稳定的，问题就产生在水库上游所建的另外267个水库。”王建说，官厅水库上游地区为储水而修建的水库，实际上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其修建过程带有很大的盲目性。

　　正是这些水库，将原本连续的水系切断，从而破坏了水系的生态环境，致使水体自净能力急剧下降，污染物一旦排入河道便是一场灾难。

　　1979年，日本很多杂志刊登了其国内关于水质污染总量归置的文章，王建开始对这一议题产生了兴趣。

　　当时日本国内的现象是：含有重金属的污水通过处理达到标准后，能改变河流的污染情况；但类似印染厂排出的有机废水，即使经过处理达标排放，河道的水仍是污染的，会产生富营养化现象。

　　王建搜集了这些文章，写了一篇名为《水量污染总量控制》的综述，并发表在国内一家环境专业杂志上。随后，王建被邀请至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环保总局前身）介绍经验。

　　王建总结这种思路为，将整个流域看做一个整体，把官厅水系看做一个水质保护的目标对象。不同的河段有不同的功能，有的河段的水主要功能是饮用，有的是农业灌溉，这就决定不同河段的企业排污标准的不同。除此，还得分析计算每个河段的自净能力，在此基础上，制订各地的排污标准，

　　“这应该是国内最早制订的地方排放标准。”王建说。

　　然而，让王建最终感到遗憾的是，这些好的理论成果由于受到体制上的阻碍，未能在实际中操作。当领导小组要求官厅水库上游地区以立法形式推行这些理论时，遭到某些地方的拒绝。而此时万里早已离开领导小组。

　　“如果当时体制没有问题，现在的环境要好得多。”王建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很是遗憾地说。

　　1984年后，由于管理体制原因，领导小组名存实亡，最后连日常经费也难以到位，大部分管理人员开始调离。

　　王建随后调入北京市环保局，最后由于诸多因素，于1990年代中期，调到北京海淀新闻中心工作。

　　乐水行

　　上个世纪70年代，由于北京人口的大量增加及毛泽东所提倡的备战工作，北京一下子挖了4万多口井，“整个北京城被挖得像个筛子”，自此，北京地下水急剧下降。

　　由于作为北京当时主要饮用水的地下水下降，官厅和密云两大水库便开始作为饮用水水源地，“领导小组解散前，官厅流域属于轻度污染，但基本能作为饮用水水源地。”王建告诉记者。

　　然而，随着官厅水库上游经济的发展，污染逐渐加重，最终，官厅水库退出了作为北京饮用水水源地的角色。

　　王建介绍，上个世纪90年代，官厅水库上游的永定河供水量仅为4亿立方米，而今年供水量基本上为零，“永定河是条被吸干乳汁的母亲河”。

　　虽不直接在环保部门工作，王建仍关注着北京的河流和水，后来，在环保活动中，王建认识了乐水行活动的发起人冯永锋。

　　“北京的水，每时每刻都在变化，走一遍和不走一遍的认识是不一样的。走完之后，对于北京有多少水，水质怎么样，具体有什么问题等就有了直观的认识。”带着这一想法，王建成为了乐水行活动的成员。

　　王建告诉记者，他喜欢通过集体行走的方式来认识、了解北京的河及北京的水。因为这个队伍里，各种新鲜的思想在碰撞，大家共同交流所面对的环境问题，“这种交流使思维更开阔”。

　　乐水行活动半年的行走，已差不多将北京所有的河道走了一遍，这让王建对北京的河流有了更深、更细的认识：

　　现在，北京绝大部分河道都铺上了水泥，变成人工河道。对于降雨比较集中的北京，这种做法显然是为了防洪泄洪，河道的功能已简化为“有水就拦截，水多就排泄”。

　　这种做法阻断了水与自然的交互和循环能力，将动态的水变成了静态的水，整个水的生态功能丧失，水也变得更少了。

　　另外，王建发现，北京真正的景观河道并不多。一些现有的景观河道与设计初衷背道而驰，一些所谓的景观河道设计欠科学，并没有真正修建成景观河道。

　　王建还在想，为什么北京河道的上游建了那么多塘坝，修了那么多水利工程，水反而越来越少了？

　　几千年来流淌不衰的永定河，现在变成了一条干河，下游已经没有水，流到天津的水，又脏又臭，富营养化严重。

　　这些现状让王建着急，他想通过一定的渠道让更多人了解、关注北京的水，让这个城市发展得更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