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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从官方到民间 脱不掉的环保情结

  从官方到民间:一位环保人的环保情结 0/2 管理 分享标签: 王建 乐水行

  ■本报记者 黄胜利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坝河在北京是条历史很悠久的河道,元代初期,北京人口才40万,元代末期已经是80万,元代很多吃的用的,都得从南方运过来。当时护理这条河的闸工就有8800多人,船户有900多户,每天河上有190艘船运行,有300多辆车来接船上运输的东西。

  “到了清末以后,城市的道路发展了,这些河的运输功能也随之丧失。之后,坝河就变成了咱们城市的排污河道……”

  9月8日上午9点40分左右,东直门地铁口旁,参加乐水行活动(环保公益活动,见本报今年4月4日的报道《直面身边的环境污染》)的队员已基本到齐,在队员的要求下,王建开始给队员们介绍此次乐水行的河道——坝河的历史。

  乐水行活动开展已近半年,热爱、研究环保事业近40年,今年已54岁的王建,一直是该活动的铁杆成员,也是活动的专家顾问。

  涉足环保

  说起王建对环境的关注和对环保的热爱,还得说到他的父亲。

  王建的父亲为北京师范大学环境科学研究所前任所长。在父亲的影响下,王建从小便对环境有了独特的认识。

  1970年,由于“文革”,17岁的王建初中毕业后没能继续学习,直接进入工厂成为一名普通工人。这一年,偶然的机会,王建开始自学日语,与他同学的还有一个工友,两人关系不错。

  王父为了调动儿子的学习热情,便让王建试着翻译一部日本环保书籍《水质污染现象及其防治对策》,这是当时世界上最早一部关于环境治理的深度著作。

  王建和同学日语的好友便一起试着“啃”这部书,两人一翻就是一年多,书最终还是翻译出来了,有80万字之多。这本书的翻译奠定了王建对水环境的系统认识基础。

  1972年,官厅水库突然死了上万尾鱼,在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有人以为是阶级敌人投毒。后来,在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下,国务院发了三个文件,由万里任组长的官厅水系水源保护领导小组(简称领导小组)迅速成立,该领导小组也是国家成立最早的环保部门。

  领导小组对官厅水库上游的污染源、入库河系、污水灌溉和库区水质、底泥、水生生物的污染状况,以及污染物与人体的健康对应关系等等,进行了综合调查和实验研究。

  原国家计委、原国家建委向国务院作出《关于官厅水库污染情况和解决意见的报告》,报告称,“经化验,证明水质已受污染,并有急剧增加的趋势,水库盛产的小白鱼、胖头鱼体内滴滴涕含量每公斤达两毫克日本规定不得超过0.11毫克。今春从水库收购的4万斤鱼,不敢出售。

  “官厅水库水质恶化是由于水库上游受到沙城、宣化等地工业废水的严重污染。官厅流域污染较重的企业有242个,排放最严重的77个;年排废水1.2亿立方米,约占水库多年来水量的8.3%;其中,年排有毒废水6400万立方米,占总废水量的一半;污染最重的是宣化,其次是大同、张家口市和下花园。”

  从1973年开始,国家对官厅水库上游的污染企业,按其规模、性质分别确定了相应的治理方案。为此,国家和有关部委拨出专款近3000万元投入官厅治理,对沙城农药厂等所有污染源展开了治污攻坚行动。

  1974年,王建被借调到该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

  由于官厅水系上游沿途的企业涉及多个行业,这些行业分属不同的部委管理,于是,领导小组的成员便包含国家13个部委的成员。协调工作涉及面广,专家们称其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当时有三四十个科研单位到官厅水系做调研,王建负责协调工作。

  “那时年轻,能经常出差,备感新鲜。”王建随这些科研机构到处考察。由于这些科研机构的专家所属领域众多,王建自感当时收获颇多。

  困厄

  上个世纪50年代,官厅水库上游的永定河供水量为五十多亿立方米,60年代供水四十多亿立方米,而70年代则下降到十九亿立方米。

  “自然界供水是比较稳定的,问题就产生在水库上游所建的另外267个水库。”王建说,官厅水库上游地区为储水而修建的水库,实际上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其修建过程带有很大的盲目性。

  正是这些水库,将原本连续的水系切断,从而破坏了水系的生态环境,致使水体自净能力急剧下降,污染物一旦排入河道便是一场灾难。

  1979年,日本很多杂志刊登了其国内关于水质污染总量归置的文章,王建开始对这一议题产生了兴趣。

  当时日本国内的现象是:含有重金属的污水通过处理达到标准后,能改变河流的污染情况;但类似印染厂排出的有机废水,即使经过处理达标排放,河道的水仍是污染的,会产生富营养化现象。

  王建搜集了这些文章,写了一篇名为《水量污染总量控制》的综述,并发表在国内一家环境专业杂志上。随后,王建被邀请至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环保总局前身)介绍经验。

  王建总结这种思路为,将整个流域看做一个整体,把官厅水系看做一个水质保护的目标对象。不同的河段有不同的功能,有的河段的水主要功能是饮用,有的是农业灌溉,这就决定不同河段的企业排污标准的不同。除此,还得分析计算每个河段的自净能力,在此基础上,制订各地的排污标准,

  “这应该是国内最早制订的地方排放标准。”王建说。

  然而,让王建最终感到遗憾的是,这些好的理论成果由于受到体制上的阻碍,未能在实际中操作。当领导小组要求官厅水库上游地区以立法形式推行这些理论时,遭到某些地方的拒绝。而此时万里早已离开领导小组。

  “如果当时体制没有问题,现在的环境要好得多。”王建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很是遗憾地说。

  1984年后,由于管理体制原因,领导小组名存实亡,最后连日常经费也难以到位,大部分管理人员开始调离。

  王建随后调入北京市环保局,最后由于诸多因素,于1990年代中期,调到北京海淀新闻中心工作。

  乐水行

  上个世纪70年代,由于北京人口的大量增加及毛泽东所提倡的备战工作,北京一下子挖了4万多口井,“整个北京城被挖得像个筛子”,自此,北京地下水急剧下降。

  由于作为北京当时主要饮用水的地下水下降,官厅和密云两大水库便开始作为饮用水水源地,“领导小组解散前,官厅流域属于轻度污染,但基本能作为饮用水水源地。”王建告诉记者。

  然而,随着官厅水库上游经济的发展,污染逐渐加重,最终,官厅水库退出了作为北京饮用水水源地的角色。

  王建介绍,上个世纪90年代,官厅水库上游的永定河供水量仅为4亿立方米,而今年供水量基本上为零,“永定河是条被吸干乳汁的母亲河”。

  虽不直接在环保部门工作,王建仍关注着北京的河流和水,后来,在环保活动中,王建认识了乐水行活动的发起人冯永锋。

  “北京的水,每时每刻都在变化,走一遍和不走一遍的认识是不一样的。走完之后,对于北京有多少水,水质怎么样,具体有什么问题等就有了直观的认识。”带着这一想法,王建成为了乐水行活动的成员。

  王建告诉记者,他喜欢通过集体行走的方式来认识、了解北京的河及北京的水。因为这个队伍里,各种新鲜的思想在碰撞,大家共同交流所面对的环境问题,“这种交流使思维更开阔”。

  乐水行活动半年的行走,已差不多将北京所有的河道走了一遍,这让王建对北京的河流有了更深、更细的认识:

  现在,北京绝大部分河道都铺上了水泥,变成人工河道。对于降雨比较集中的北京,这种做法显然是为了防洪泄洪,河道的功能已简化为“有水就拦截,水多就排泄”。

  这种做法阻断了水与自然的交互和循环能力,将动态的水变成了静态的水,整个水的生态功能丧失,水也变得更少了。

  另外,王建发现,北京真正的景观河道并不多。一些现有的景观河道与设计初衷背道而驰,一些所谓的景观河道设计欠科学,并没有真正修建成景观河道。

  王建还在想,为什么北京河道的上游建了那么多塘坝,修了那么多水利工程,水反而越来越少了?

  几千年来流淌不衰的永定河,现在变成了一条干河,下游已经没有水,流到天津的水,又脏又臭,富营养化严重。

  这些现状让王建着急,他想通过一定的渠道让更多人了解、关注北京的水,让这个城市发展得更长久。

  

(责任编辑:苏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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